新农村镜像的文学建构当代三农题材文学中的乡(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富有意味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农”题材文学中,尽管也呈现出贫富分化等问题,但整体上还是体现了一种乡村经济发展的繁荣之势。因此,无论是
富有意味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农”题材文学中,尽管也呈现出贫富分化等问题,但整体上还是体现了一种乡村经济发展的繁荣之势。因此,无论是作家的叙述姿态还是文本本身的镜像建构,都呈现出一种对乡村经济的热切期待。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中的乡村经济却整体透露出一种发展的困局,乡村整体意象是凋敝困窘、举步维艰的,大都显现出一种“分享艰难”的整体面向:《乡长丁满贵》(何申)中的丁满贵每天忙于应付、疲于奔命,年底还要四处为农民大棚菜寻找销路;《女乡长》(何申)中的孙桂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筹款还债,在她领导下的山乡农民仍然是穷困潦倒。同时,这一时期还体现为乡村文化精神趋向于整体性的沦落崩塌。此种文学书写姿态大约持续了十余年,到了新世纪之后的三四年间,才有作家开始重新勾勒新农村的乐观前景。当然,我们看到,此一时彼一时,新世纪的乐观和20世纪80年代的乐观,已经有了很大差异。新世纪之后“三农”题材文学关于新农村的书写,其姿态更加多元、对象更加开阔、意象更加繁多、问题也更加复杂。
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起到新世纪初的前几年,很少有作家及其作品以乐观的姿态去描绘现实中的乡村世界。即便那些希望探索新农村路径的作家,也往往在文本深处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无奈与忧惧。只有关仁山的几部作品有些例外,《九月还乡》《农民》《红月亮照常升起》还是以较为乐观的姿态,探索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道路。当然,这种探索依然是紧紧围绕着经济发展这一主题。九月(《九月还乡》)、韩大勇(《农民》)、陶立(《红月亮照常升起》)等青年农民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以土地流转、现代农业的方式来实现农民增收富裕。这些在乡村成长起来、离开乡村但最终又返回乡村的农民,他们没有放弃悲戚凋零的故乡,而是满怀希望以自己的充沛激情去建构自己的乡村。九月的建设虽然经历了失败的心酸,但最终还是在黄土地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韩大勇历经困难、百转千回而又百折不挠,他寻水源、挖水渠、兴养殖、创品牌,始终担当着村民富裕的领头人,虽然在权钱交易的情况下竞选村支书失败,但他仍义无反顾、坚持不懈;农业大学毕业的乡村女性陶立,毅然返回故乡流转土地,运用农业高科技种植生态农产品,勇于开拓市场,最终带领村民走向富裕之路。上述作品,为我们探索了一条(至少在经济层面)新农村建设之路。此后,关仁山的《天高地厚》在建构新农村的探索上与上述作品大致类似,同样从城市历练归来的农村青年女性鲍真,直面乡村经济、政治困境,冲破种种资本、权力的艰难阻隔,以空前绝后的勇气垦荒地、办企业、搞养殖、种水稻,并利用土地流转的机会成为种粮大户,兴办绿色农业,成立农民经济组织,打造农业品牌,开拓北京市场,同时担任村长助理,积极参与村主任选举,后又担任乡土地管理员推进“空心村”的土地整理。可以说,《天高地厚》从两个方面探索了新农村发展之路: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权力秩序变革。在《天高地厚》中两者是缠绕在一起的,经济发展无法忽略乡村权力秩序,权力秩序的改变也必须与乡村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要实现乡村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改变乡村权力中阻挠发展的因素;要改变乡村权力格局,必须要有经济发展作为基础动力和有效支撑。
当然,要建构新农村,不仅仅需要经济发展、权力变革,还受到其他更复杂、更深层因素的影响。因此,尽管像周大新、关仁山等作家建构了新农村、新经济的美好愿景,也满怀期待地去创新农村经济形式、重建乡村文化精神,但事实上,通过解读他们的文本,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文本表层还是文本潜在的内蕴,都远比我们所简单概括的复杂得多。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就在书写乡村经济发展、权力变革的艰难过程之中,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的道德伦理、人性嬗变的深层次问题。也就是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与思想启蒙、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富口袋”与“富脑袋”同样重要。有意思的是,暖暖(《湖光山色》)和九月、韩大勇、陶立、鲍真非常类似,她也是启蒙、脱胎于城市,城市生活(城市现代性)解放了她的思想,开阔了她的视野,拓展了她的思维,也提供了她重建乡村的理念、思路和方法。可以说,正是依靠暖暖在城市里获得的一切,加之她美好的人性品格,她才能在楚王庄的经济变革、权力更迭等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文章来源:《新农村》 网址: http://www.xnczz.cn/qikandaodu/2021/0223/8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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