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镜像的文学建构当代三农题材文学中的乡(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随着1978年以来乡村改革的深入以及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国农村进入了一个普遍经济意识觉醒的时期。中国农民探索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实现着也创
随着1978年以来乡村改革的深入以及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国农村进入了一个普遍经济意识觉醒的时期。中国农民探索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实现着也创造着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创建着中国农村的新面向。从农村经济生产方式的角度考量,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呈现(更多的是间接地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经济发展路径,其中既有个体经济的发展,也有各类民营经济的萌芽。如老实本分的陈奂生(《陈奂生上城》)蠢蠢欲动,开始到县城去做小买卖,香雪们(《哦!香雪》)开始向山外的乘客兜售农产品,禾禾(《鸡窝洼的人家》)想方设法发展各种农副业,隋见素(《古船》)在洼狸镇开商店,从事个体经营,赵多多、隋抱朴先后承包粉丝工厂,成了第一代民营企业从业者,孙少安(《平凡的世界》)由一个吃苦耐劳的农民慢慢转变为农村的第一代创业者,金狗带领州河边的农民成立了水上运输队等。可以说,这些都是农村经济发展所出现的新动向,也透露出农民在改革中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趋向。尽管可能其发展的程度比较低,取得的效益也并不怎么可观,但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都是具有开创性的重要举措。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乡村经济的整体变化,也体现出一种大略走向,更为此后农村经济的发展搭建了平台、夯实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家们还发现农村新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阐释与思考。农村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先富”如何带动“后富”?这些“先富”的人(村庄)要注意什么?可贵的是,有些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在小说中探讨上述问题。邵振国的《祁连人》就探索了在改革语境中如何解决“先富带动后富”的问题。小说以浓厚的塞北风情,以具有意识流特质的主体观照,建构了历史与现代相交集的叙述格调,勾勒了社会变革时期北方乡村斑驳万千的生活轨迹以及乡村社会各阶层、群体、个人深层次的价值理念冲突和丰富复杂的心理脉动。改革之前的柳庄村队长李万钧以身作则、淳朴勤劳,也全身心地想改善村民生活和实现村庄富裕,但在人民公社体制统摄下,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冷漠与隔阂,使得他的努力成为空中楼阁,他丧失了权力并由领导者转变为被领导者。改革初期的队长陈望成机智灵活(甚至偏向于油滑)、善于经营,通过变革经济管理制度,获得了村民的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村庄的富裕,他获得了权力并由被领导者转变为领导者。事实上,乡村改革的逻辑是实现二者身份转变的最大动因,是乡村治理变革和乡村权力变迁的主要动力,当然,也成为日益严重的甚至不可避免的村庄阶层、村民分化的主因。随着乡村改革的深入和村办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柳庄的集体经济近乎荡然无存。虽然,柳庄已经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更多的村民却无法分享到富裕的成果,并且这种贫富分化正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这是一个逐渐成熟的乡镇企业家陈望成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一个有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作家所要直面并努力探索的问题。在此种境况下,陈望成选择了“共同富裕”之路(这一点与华西村等我国新农村建设典型村所选择的道路几乎相同),将自己在企业的全部股份捐赠出来,以实现全村人的共同发展。尽管陈望成由“私”向“公”的转变多少有一些突兀,甚至有一些理想化,但邵振国所开出的“药方”,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典范价值。
“先富带动后富”的问题探讨在《葫芦沟今昔》(马烽)中也有所体现。小说在质朴平实的话语中讲述了葫芦沟的故事,塑造了苗全茂、苗雨田两代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同时也艺术化地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今”与“昔”的问题。中年农民苗雨田为了带领村民共同富裕,将个人兴办的果脯厂转为村民股份制企业,昔日贫穷的葫芦沟成了县里富裕的典型村,从而与改革之前的“苗全茂时代”的靠讨饭为生的葫芦沟形成天壤之别。但真正的事实是,恰恰是缘于苗全茂时代极度贫困中的辛勤劳作和血泪付出,才奠定了今天兴旺发达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无论是邵振国的思考还是马烽的叙述,都呈现了在历史变革期中国农民走向富裕之路的某种选择。无论陈望成和苗雨田两个农民带头人的形象有何差异,但至少有一点是具有共性的,就是二者均超越了“个人富”而带领村民走向“共同富”。同时,两个乡村实现富裕的故事都潜在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农村走向“新乡”的过程中,工业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也是此后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文学书写中都经常谈到的一个主题——无工不富。
文章来源:《新农村》 网址: http://www.xnczz.cn/qikandaodu/2021/0223/8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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